1913年秋，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。在华盛顿，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；在纽约州，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，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，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。 　　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，正值洪水刚过不久，路面

　　大约在我5岁时，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家园搬到了一所更大的新房子。我们一家6口，父亲、母亲，两个异母哥哥，后来，又加上一个小妹妹，叫米珠丽。 　　我对父亲最初且清晰的记忆是，有一次，我穿过一堆堆的报纸，来到父亲的跟前。那时，他独自一

　　安妮的视力并没有百分之百复元，她所见景物依然像这了一层薄雾似的模糊不清。医生说他的视力能见度属于“半盲”。但是，好歹能够看见东西了，这是多么奇妙、多么幸福！此时此刻没有一个少女比16岁的安妮·莎莉文更开心、更快乐了。 　　柏金斯是

　　生病后几个月的事，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，隐约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，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，跟着母亲忙里忙外地到处走动。 　　渐渐地，我可以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，分辨它们的用途。或者揣摩别人的动作、表情，来明了发生什么事，表达自己想说的

　　安妮和吉米匆匆走过前院的一扇大门，来到一间灯光幽暗的大厅。有个人坐在屋子的那头，忙着在写笔记。看到他们开心地叫起来：“乖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让我看看你们。” 　　他的声音和瘦小的身材活像一只蟋蟀，一只不折不扣快活的英格兰蟋蟀。

　　往日被锁在空茫黑暗中的小女孩不再孤单寂寞了。她虽然不能看到多彩多姿的世界，不能听到人世间的纷扰声音，但她学会了沟通和参与。 　　她很快就学会用凸出来的盲文阅读了，她用手指拼字代替谈论，用手掌感触代替倾听。不久安妮就要教她如何使用铅

　　安妮心里哼着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就要走了。我不在乎哪里是我的家……” 　　再过几分钟，她就要离开这个家，乘着马车，再转搭火车，远离而去。多么令人兴奋啊！ 　　安妮知道乘马车、搭火车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对于她——

　　“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，真可怜！”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。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，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，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，看过多少书，旅行过多少地方。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，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。

　　早在1894年，我还不懂事时，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。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、生命的可贵。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，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。 　　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，是在纽约的劳伦斯·

　　安妮的新义母——霍布金太太，是一位慈祥孤独的女人。她守寡多年，和独生女儿一直住在鳍鱼角的一间小房子里。婚后不久，孩子刚刚出生，丈夫就去世了，她含辛茹苦独自挑起了抚养女儿重担，盼望女儿快快长大。母女俩相依为命，女儿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、生